1933年6月30日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以南昌起義的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。但是，當時并沒有將“八一”作為我軍識別標志，工農紅軍的軍旗、帽徽上，都沒有“八一”。此后，直到1949年以前，我軍識別標志里都沒有“八一”字樣。

1947年下半年，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后，全國戰局發生巨大變化。1948年初的戰局已清楚表明，人民解放軍不久即可向全國進軍，徹底打垮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。然而，這時人民解放軍尚無統一的旗幟和個人佩戴的標志。設計統一的軍旗、軍徽及帽花（帽徽）、臂章，使人民解放軍以嶄新的面貌挺進新區，成為迫切需求。

在周恩來提議下，毛澤東、周恩來、任弼時等領導研究決定，由周恩來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一份指示電，經毛澤東修改，于1948年2月21日發給各中央局、分局、各軍區、各野戰軍前委，征求對設計人民解放軍軍旗、軍徽、帽花和臂章的意見：

此后，一個征集軍旗、軍徽圖案的活動伴隨著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軍在全軍展開。各單位上報的設計圖樣，送到駐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的中央工作委員會。軍旗、軍徽樣式的匯集、綜合和研議工作由軍委作戰部一局承辦。

西柏坡中央軍委作戰室舊址

 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，總共征集到500多種軍旗設計樣式。面對各式各樣的應征圖案，設計小組預選出30多種圖案制成“樣旗”，送交中央領導審選。毛澤東、劉少奇、朱德等領導審閱后，均認可軍旗用紅底、旗上有五角星的設計，象征著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。毛澤東還指出，軍旗上要有“八一”兩字，表示南昌起義是建軍的日子。

在軍徽圖案中，有以齒輪象征歷史的，也有以刀、劍、戈、矛、步槍、盾牌、長城象征人民武裝的……但這些圖案中均無“八一”兩字。中央領導同志認為這些圖案沒有充分體現人民解放軍的特點，因此送審的圖案均未被選中。

1949年3月13日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《關于軍旗的決議》，其中明確規定：“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旗應為紅地（底），加五角星，加‘八一’二字。”之后，周恩來指示軍委作戰部部長李濤、軍委作戰部一局作戰室副主任張清化、作戰室二科科長江右書等人：軍旗圖案已經原則通過，但五角星和“八一”兩個字的位置怎么擺放，你們再具體設計幾個方案，待進一步審議后，確定一種樣式，制作標準的樣旗、軍徽。

受領任務后，軍委作戰部從各軍區抽調參謀人員，組成工作組，在設計軍旗樣旗的同時，按照毛澤東關于軍旗上要有五角星和“八一”二字的精神，加緊設計軍徽，并很快上報了“八一”軍徽的圖案。

1949年4月26日，毛澤東審閱、修改了李濤將軍關于軍徽問題的請示報告，并擬于5月1日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（草案）公布。

可以看出，擬公布的解放軍軍徽，紅五角星里沒有“八一”字樣，但“圓周圍以寬二厘之紅邊。紅邊之正上方、正左方、正右方各開一寬四厘之缺口，即成‘八一’二字。”但是，這“八一”兩字過于抽象，方案沒有被采用。而最終的軍徽樣式是受到軍旗送審圖案的啟發。

就在軍委公布解放軍軍徽之前，組織工作人員將軍旗的3種送審圖案請中央領導審閱。

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看過后，軍旗樣式傾向于第一種方案，軍徽樣式傾向于選用軍旗的第二種方案，認為將“八一”放在五星中央更好。于是，工作組的同志們循著第二個方案的設計思路，加班加點繪制了新的軍徽樣式：底色為紅色，將“八一”二字置于五角星中央，字體為宋體漢字；五角星的周邊和字均為金黃色。

周恩來在書記處會議后，對張清化等人作進一步指示：永信贵宾会解放軍很快就要渡過長江向全國進軍了，不能等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再批準頒布，要盡可能快些，以便解放軍能戴著新的軍徽，把軍旗插遍全國。

正式確定公布

“八一”軍旗、“八一”軍徽樣式

1949年5月30日，周恩來致電各野戰軍，各軍區司令員、政治委員及各級軍政首長：

同年6月15日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，副主席朱德、劉少奇、周恩來、彭德懷發布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軍徽樣式》的命令： 

1949年6月15日，《人民日報》刊登《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》及軍旗、軍徽樣式。

（將八一軍旗插遍全中國）

根據規定，凡中國人民解放軍團級以上部隊、院校，均授軍旗一面。從1949年6月15日開始，各部隊均利用戰斗間隙舉行了隆重的授旗儀式。同時，全軍開始陸續佩戴軍徽圖案的帽徽。

（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上，受閱部隊擎著“八一”軍旗走過天安門廣場。）

從此，代表南昌起義的“八一”兩字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輝標志，“八一”軍旗和“八一”軍徽正式在全軍使用。并且，“八一”軍徽作為我軍帽徽的主體圖案（1965年至1985年，“65式”軍服帽徽沒有“八一”），從1949年一直沿用至今。

（“49式”帽徽）

（“07式”三軍大檐帽帽徽）